党的群众路线是共产党最根本的政治路线、是党的生命线

张发旺（2014年3月28日）　　一、“群众”路线的内容及涵义。　　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概括是最全面、最权威的表述：“群众路线，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必须实行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把群众的意见集中起来，化为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在群众的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如此循环往复，使领导的认识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简单概括为：1.“两个一切”，体现在党的宗旨、党的性质、政治路线上。2.“一个来一个去”体现在民主集中制组织路线、方法论、认识论上。3.“两个结合、一个坚持”体现在工作方法、工作策略上。　　1982年“十二”大党章，增加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由此，“群众路线”这一政治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有完整表述、系统内容、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的政党宗旨，成为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三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以后在党的多次会议文献中、对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有新的丰富和发展。　　二、“群众路线”是党在长期的奋斗和实践中探索出来的，有一个曲折的提出、形成、完善的过程。　　（一）提出阶段　　“依靠群众”是早期共产党人的共识。党成立前陈独秀在《五四运动的精神是什么》中就指出，“就是人民对于社会国家的黑暗，由人民直接行动，加以制裁”；对俄国十月革命，李大钊称之为《庶民的胜利》；毛泽东在《湘江评论》“创刊号提出“民众联合的力量最强”。这些都是早期中国共产党人对群众力量的认识。　　1921年7月，陈独秀给出席党的“一大”代表信中，希望会议郑重地讨论四个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慎重进行发动群众”。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纲领（俄文译稿）》第三条提出“要把工人、农民和士兵组织起来”。“一大”文件虽然没有直接提“群众”二字，但“工人、农民、士兵”就是群众。这些表述体现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的群众意识（党的“一大”是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召开的，“纲领”也由共产国际的代表帮助起草，目前仅存俄文和英文稿）。可以看出，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已经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作为行动纲领。　　1922年7月党的“二大”《组织章程决议案》明确地提出，“我们既然是为无产群众奋斗的政党，我们便要到群众中去，要组成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既然要组成一个做革命运动的并且一个大的群众党，我们就不能忘记：“党的一切运动都必须深入到广大的群众里面去”。这是已知的党的决议中最早提到群众的概念和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1923年6月党的“三大”宣言指出，“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　　1925年1月党的“四大”《对于农民运动的议决案》指出，“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共产党的成功是不可能取得的。”1925年9月至10月在北京召开的党的第四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指出，“中国革命运动的将来命运，全看中国共产党会不会组织群众，引导群众”。　　1927年4月至5月在武汉召开的党的“五大”《组织问题决议案》“认定必须改正并补充旧时的党章”随后中共中央政治局于同年6月1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三次修正章程议决案》首次明确规定“支部是党与群众直接发生关系的组织”，并详细规定了支部的六项任务，包括“宣传和组织群众”等。从这一期间党的文件可以看出，党一直在探索党与群众的关系问题。　　1928年6月至7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党的“六大”做出了“党的总路线是争取群众”的重要决定。同年11月，李立三根据党的“六大”精神，同浙江地区负责人的一次谈话中使用了“群众路线”一词，即“在总的争取群众路线之下，需要尽最大的努力到下层群众中去”。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口头表述。　　1929年9月，由陈毅根据周恩来的谈话和中央会议的精神起草并经周恩来审定的《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三次提到“群众路线”，即筹款工作要“经过群众路线”，没收地主豪绅财产要“经过群众路线”，红军给养及需用品问题也要“渐次做到由群众路线去找出路”。这是已知的党的“群众路线”的最早的文字表述，也是“群众路线”最早的比较全面的论述。　　根据《中央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精神，1929年12月中国共产党红军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即古田会议）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毛泽东做政治报告。会议一致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8个决议案，要求红军“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担负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党的工作要“在党的讨论和决议之后，再经过群众去执行”。古田会议结束后，红四军立即开展了传达贯彻会议决议的活动。古田会议是我党我军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也是党的群众路线的一次系统总结和成功实践。　　毛泽东不仅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理论建设上重视群众路线，而且付诸于行动。早在1921年秋天，毛泽东去安源发展党员、动员革命，后同李立三、刘少奇共同组织了1922年9月的安源路矿总罢工，成为中国工运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次运动。1925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中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革命党是群众的向导”。1927年3月毛泽东为答复当时党内外对于农民革命斗争的责难，用32天的时间考察起草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认为“农村中须有一个大的革命热潮，才能鼓动成千成万的群众，形成一个大的力量”。毛泽东领导发动的秋收起义的主要力量就是工农群众。毛泽东是对党、军队与群众的关系阐述得最早、最多、最为系统、最为深刻并且最努力付诸于实践的党的领袖，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际“奠基人”。　　（二）形成阶段　　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央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环境，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需要进行总结；抗战爆发后，依靠全民抗战成为党面临的新课题。这些都促使党的领导人系统地思考和践行群众路线问题。　　1937年5月，毛泽东在《为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运动报告中，提出“把党的方针变为群众的方针，还须要我们长期坚持的、百折不挠的、艰苦卓绝的、耐心而不怕麻烦的努力”；1938年5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提出，“我们的任务在于动员全国民众，齐心一致，绝不动摇地坚持战争”；1942年5月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提出，“我们的问题基本上是一个为群众的问题和一个如何为群众的问题。不解决这两个问题，或这两个问题解决得不适当，就会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和自己的环境、任务不协调，就使得我们的文艺工作者从外部到内部碰到一连串的问题”。这一期间，毛泽东反复阐述和强调深入群众、动员群众、组织群众、相信群众、宣传群众、教育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关心群众的重要性，进一步丰富了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1943年6月，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再一次系统地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阐述。他首先提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接着又进一步指出，“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地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运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泽东从认识论、方法论的角度阐明了党的群众路线问题，奠定了党的群众路线的理论基础。　　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系统地总结了中国共产党自诞生以来在各个历史阶段的经验和教训，肯定了从1927年革命失败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广大的工人、农民、士兵、革命知识分子和其他革命群众，作了政治上、军事上和思想上的伟大战斗”。1945年4月，毛泽东在党的“七大”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强调我们的党和军队“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要求全党全军“紧紧地和中国人民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的宗旨”；时刻牢记“没有这些群众武装力量的配合，要战胜敌人是不可能的”；提出“我们主张在彻底地打败日本侵略者之后，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我们把这样的国家制度称之为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制度”。毛泽东同时提醒全党“我们共产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最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凡属正确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相结合，都是联系群众的；凡属错误的任务、政策和工作作风，都是和当时当地的群众要求不相适合，都是脱离群众的”，教育每一个同志热爱人民群众，细心地倾听群众的呼声；每到一地，就和那里的群众打成一片，不是踞高于群众之上，而是深入于群众之中；毛泽东还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的动力”；同时，毛泽东把党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优良作风概括为“三大作风”，就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作风”。毛泽东在“七大”的闭幕词即《愚公移山》中指出，“党的路线，就是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毛泽东的上述精辟论述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度。“七大”标志着“党的群众路线”的正式形成。　　（三）发展完善阶段　　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由革命的党变为执政的党，党面临的形势和任务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对党的“群众路线”又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完善和身体力行的实践。　　1956年9月，党的“八大”在北京召开，邓小平做《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系统阐述。他指出“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组织工作中的根本问题，是党章中的根本问题，是需要在党内反复进行教育的”。对什么是党的工作中的群众路线，邓小平说“包含两方面的意义。在一方面，他认为人民群众必须自己解放自己；党的全部任务就是全心全意地为人民群众服务；党对于人民群众的领导作用，就是正确地给人民群众指出斗争的方向，帮助人民群众自己动手，争取和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因此，党必须密切联系群众和依靠群众，而不能脱离群众，不能站在群众之上；每一个党员必须养成为人民服务、向群众负责、遇事同群众商量和群众共甘苦的工作作风。在另一方面，他认为党的领导工作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他能否采取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方法”。他进一步强调方法论的重要性，“如果不从认识方法上解决党的主张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问题，那么，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问题仍然不能真正地解决”。　　邓小平还进一步强调党的群众路线需要与时俱进，“由于我们党现在已经是在全国执政的党，脱离群众的危险，比以前大大地增加了。因此，目前在全党认真地宣传和贯彻执行群众路线，也就有特别重大的意义”。邓小平《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是我们党成为执政党后对党的群众路线最集中、最系统、最深刻的阐述，包括新的历史条件下群众路线的重要性、它面临的新的问题、新的内涵、新的方法等各个方面。“八大”通过的“党章”强调“党的领导能否保持正确，决定于党能否把群众路线的经验和意见，经过分析和概括，系统地集中起来，变为党的主张，又经过党在群众中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变为群众自己的主张和行动，并且在群众的行动中对党的主张加以检验、补充和修正”。“八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党的群众路线做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　　事物的发展总不是一帆风顺的。建国以来党和国家的发展取得辉煌成就，但在探索中也出现波折和困难。“大跃进”、“文化大革命”虽然表面也是“依靠群众”，但是搞成了“群众运动”，导致了严重的后果，也成为片面理解和执行“群众路线”的错误范例。1981年6月，《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一下简称“决议”）总结了“文革”的教训，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了高度概括，形成了至今一直在使用的规范表述，就是“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982年十二大“党章”又加了“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因此，“党的群众路线”这一政治概念发展成为一个有完整表述、系统内容、深刻内涵和实践意义的中国共产党的“政党宗旨”，成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　　在新的历史时期，党的中央领导集体对党的群众路线的内涵做了进一步的丰富和发展。江泽民同志提出了“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把“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这一思想的重要内容；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提出“以人为本”，强调“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把党的“群众路线”视为“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要求各级领导干部“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当前正在开展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重大而有力举措，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又一次伟大实践和理论创新。　　总结上述“党的群众路线”的提出、形成和发展完善过程，可以认为，从一定意义上讲，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群众路线史”。　　党的群众路线伴随着党的历史形成，伴随着党的历史而不断丰富、发展和完善。近百年来中国和世界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和动荡，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前进中探索、在探索中前进，不断探寻中国的独立和富强之路，探寻人民群众的幸福之路。党的成长和党的群众路线都经历了孕育、形成、发展、挫折、拨乱发正和再发展的螺旋式的上升过程，也是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党的群众路线”是中国共产党人集体智慧的结晶。　　三、“群众”路线的思想源泉和内在逻辑。　　（一）唯物史观的群众观点。　　群众观点是马克思主义政治观的第一位观点。“群众”的涵义：相对于英雄人物和先进分子而言的群体。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作用，是唯物史观区别于唯心史观的一个根本点。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第603页）“人们”是指社会的一切成员。由于各人所处的经济地位和其他社会条件不同，其意向、要求和利益亦各异。他们的活动，或者遵循或者违背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因此，不同的人在历史进程中的作用各不相同。要研究历史的发展，必须在承认“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的基础上，探讨谁是历史的创造者。唯心史观从社会意识决定社会存在的根本观点出发，认为少数帝王将相、英雄豪杰是历史的创造者。这些人，或者具有非凡的才智，或者秉承上帝的旨意，他们的思想动机决定历史的发展。这种观点不符合客观实际，是反科学的。　　唯物史观则认为，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阶级斗争是阶级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从而确认作为物质生产和阶级斗争的主体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不仅创造着自己的历史，而且对整个社会的发展起最终决定作用。正是他们的生产斗争和包括阶级斗争在内的各种社会斗争，推动历史的发展。因此，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社会发展的决定力量。具体地说：　　1.人民群众是物质财富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物资资料生产的承担者。他们生产人类生存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创造社会的一切物质财富，并为政治、科学、文化等其他社会活动提供必要的物质条件。因此，停止了生产，人类就不能生存，社会就要灭亡。必须充分估计物质财富的人民群众对社会发展所起的决定作用。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包括劳动者、劳动工具、和劳动对象等。其中劳动者是决定的因素。工具也是劳动者创造并不断提升的，劳动对象除原始的土地外，也都是劳动者的成果。　　2.人民群众在精神财富创造中具有重要的作用。在阶级社会里，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相分离，剥削阶级垄断了科学文化，劳动人民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利，他们的聪明才智受到很大的压抑。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身于剥削阶级、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往往成为精神财富的直接创造者。但他们的发明创造，归根到底要以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为基础。人民群众的生产斗争和阶级斗争是人类科学文化发展的源泉和动力。不仅如此，人类历史上有许多科学发明、艺术创作是劳动人民亲自制作和创造的。在劳动人民中产生了许多发明家、科学家、文学艺术家，直接为人类创造了重要的精神财富。　　3.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基本矛盾运动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做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的劳动力、劳动者，处于矛盾运动的主要方面，他不仅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有时他直接推动生产关系的变革。从陈胜、吴广起义到辛亥革命无不是人民群众推动的结果。社会从低级向高级的发展通过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反对反动的统治阶级的革命斗争来实现。奴隶阶级、农民阶级和无产阶级尽管在革命斗争中有过挫折和失败，但它们始终是各自时代社会变革的决定力量。在新兴的剥削阶级领导的革命斗争中，革命的主力军仍是劳动者阶级。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17世纪的英国和18世纪的法国，甚至资产阶级的最光辉灿烂的成就都不是它自己争得的，而是平民大众，即工人和农民为它争得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325页）强调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并不意味着对杰出人物作用的否定。但马克思主义认为，伟大人物发动的重大历史运动，不仅要考虑人心的向背，而且要以不同的方式同人民群众的斗争相结合。　　（二）中国传统文化的“民本”思想和“得民心者得天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中国文化积淀着中华民族最深沉的精神追求，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发展壮大的丰厚滋养。”。　　而“民本”思想和“得民心者得天下”的政权合法性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在党的群众路线形成中也是重要的思想源泉之一。　　前提：　　中国革命的胜利是马列主义普通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基础上产生的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取得的。“中国实际”包括中国革命的实际和中国文化的实际两个方面（主要是儒学的优秀方面）。　　中国文化的实际在于儒学的大同理想和共产主义远大的理想有相似性和同构性。当时的中国先进知识分子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源泉在于共产主义与儒学大同理念的契合。　　契合实现的过程：毛泽东幼年接受过系统的儒学经典教育。毛泽东生于1893年，第二年也就是1894年，爆发甲午战争，中国全面失败，辛丑条约，丧权辱国，殖民地化加深。在其七岁时，八国联军进入中国。毛泽东熟读四书五经，到1901年其湘江私塾念书，传统文化对毛泽东人格形成具有重要的思想源泉意义。　　“民本”思想、“人皆可以为尧舜”、“民心向背决定王朝兴衰”的儒家思想对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群众观点和群众路线的形成有重要作用，是儒学思想批判性继承的内在逻辑的发展。　　1.民本思想是儒家政治思想的精华和智慧。　　（1）《尚书》五子之歌：“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为邦本，本固邦宁。”　　五子：夏王启的儿子，夏王太康的弟弟。对哥哥夏王太康朝政的批判。大意“祖先大禹教训说，对民众应亲近，不可鄙视，民众是邦国的根本，只有根本稳固，邦国才能安宁。“民惟邦本”简化成“民本思想”。　　《虞书·大禹谟》：帝念哉：“德唯善政，政在养民”。大禹的大臣皋陶讲：“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于上下,敬哉有土。”民心民意即天心天意。　　（2）周武王灭商伐纣，也以“天命民欲”做为道义的基础。其有一篇著名的檄文，其内容：“商王受,弗敬上天,降灾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肃将天威，......”“吾有民有命”“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3）孔子。把“仁政”“爱人”做为君民关系的最主要的要求。并且强调养民，富民。使民以时。“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新解释）其思想是“使民以时”。　　（4）孟子。在继承孔子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与民同乐同忧”的思想，让人民有基本的生产能力来满足基本的生活条件。孟子最主要的思想贡献是提出了民心的得失向背是天下得失的决定因素。进一步发展了《尚书》中“天意即民心”的思想；提出了著名的“贵民思想”“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并且提出对于昏聩无道的国君，同姓的卿相可以“取而代之”。“君有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去。”　　（5）荀子。先秦最后一位大儒，从现实主义的角度，使民本思想进一步丰富提出了“爱民”“化民”“利民”“养民”、“凝民”“富民”等观点和政治主张。并且“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把君民关系喻为舟与水的关系。　　“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唐太宗李世民，反复强调“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的道理。　　“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李世民。　　“天子者，有道则人推而为主，无道则人弃而不用。诚可畏也”——李世民。　　唐代的柳宗元提出了“官吏”是人民的仆役的思想。　　（6）近代，民本思想又被先进人士注入了新的理论内容。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思想武器。　　“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夫曰：共举之,则且必可共废之”。--谭嗣同儒家的民本思想集大成之观点：　　1）国民关系。民是国家的根本，民为邦本，民是天下的主人，是历史的决定着，民心向背决定着天下兴亡。　　2）君民关系。民贵君轻。　　3）官民关系。吏为民役民仆。　　4）利民就是公义，天下为公。　　5）官以不贪为宝。把人民摆在最高的位置上，就必然会有“不贪为宝”的信念。　　2.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群众观点和民本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毛泽东创造性运用了马克思主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的原理。吸取了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精华。剔除了封建性的糟粕。形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群众路线，发扬了民主等一系列思想。　　其超越之处：　　（1）真正确立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观点。恢复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主体地位。古代民本思想既有人民是主体性的精华，也有人民只是一种消极的政治力量的糟粕，过多的强调帝王将相、英雄人物的作用。　　（2）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价值观。人民群众在生活中的主人翁的地位。“民本”思想有民的基础性作用服务于统治者治国安邦的目的。往往只是被利用的对象，是统治者为了王朝的长治久安而不得不用的手段，而不是目的。毛泽东则把为人民服务做为党的宗旨，党的性质。　　（3）树立人民主权的民主价值观。传统民本思想的权力主体是君主，理想的君主统治要以民为本，为民做主。毛泽东以主权在民、治权民授、人权民享，不是为民做主，而是由民做主。毛泽东为了实现他心目中“主权在民”这一理念，以一种一往情深甚至执着的精神进行了探索和奋斗。在晚年发动的“文革”也是在以群众路线，人民直接使用国家权利的口号下去进行的。一再发动给他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带来深重劫难的政治运动。是否与他骨子里“主权在民”有关，应做进一步的探讨。　　四、“为民、务实、清廉”——群众路线的主题，是党的群众路线的实质。　　为民：党的宗旨、党的性质。人民创造历史，人民是真正的英雄。人民至上，立党为公。　　“两个一切”，“一来一去”。　　《毛泽东粟裕与淮海战役》一书中写道在淮海战役中，在力量上，国民党当时投入的兵力将近70万人，而共产党投入的兵力华野是35万人，中野号称15万人，很明显国民党当时在力量上是占优势的。在装备上，淮海战役国民党拥有5个机动车团，美械装备，飞机大炮，装备优良。但是淮海战役打下来，一战定江山，把长江以北的国民党主力基本消灭殆尽，百万雄师过大江，风卷残云。　　淮海战役的后期，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民党军队被围困后，国民党的战场到晚上是鸦雀无声，一片漆黑的，因为老百姓都跑了。而共产党战区，老百姓推着小车送大米馒头，枪支炮械，熙熙攘攘，灯火宣明，热火朝天。到最后的时候，国民党困厄交加，但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将领仍然是奢靡浪费，这个军队打败仗是必然的。淮海战役的最后几天，共产党战壕里的同志喊大喇叭：“蒋军兄弟过来吧，我们这里有大馒头吃。已经给你们家分好田地了”等。这种政治力量是非常大的。由于国民党维护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是掠取农民土地的，国民党士兵为国民党卖命依然分不到土地，而共产党却能做到。就这一点，分了土地的国民党兵是不会愿意攻打给他们土地的共产党的。所以在最后阶段的时候，每天往共产党军队跑的士兵达到三四万之多。战役结束后，华东野战军，由战前的35万增至55万人，到渡江战役为60万。这次战役展现了人民群众的强大力量，也显示了民心向背决定天下兴亡。在这场战役中，蒋介石看到的是5大兵团，80万兵力，美械装备，飞机大炮。而毛泽东看到的是人民群众，人民军队，军民关系。　　务实：党的作风和品格，理论联系实际，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问政于民、问计于民——把党的主张变成群众的自觉行动。解决人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　　《周恩来的四个昼夜》中讲到解散大食堂，真实的情况比电影中讲到的更加严重。平均每人一天三两粮食，三两当中工作组吃一点，队干部吃一点，食堂做饭的再吃一点（“三年不下雨，饿不死灶上人。”）到其他人吃饭的时候，一碗里都是水。在中央领导下来调查之后，解散了大食堂，改革开放后小岗村村民带头大包干，后来发展成为土地承包责任制，后来又有了承包法。可见好的政策、好的想法都是与群众接地气的。不接地气的时候，错的政策、想法比比皆是，高高在上，脱离群众是危险的。　　苏联共产党20万党员的时候，打倒沙皇，夺取政权。200万党员的时候在斯大林格勒战役中打败了希特勒法西斯侵略者，捍卫了苏维埃政权。2000万党员的时候，丢掉了政权。苏联共产党就是由于长期脱离群众，才导致如此恶果。　　清廉：为民宗旨对党员干部职业操守的要求。不贪为宝、反对享乐主义、奢侈之风、官为民仆民役。反腐倡廉、拒腐防变，谦虚谨慎、戒骄戒躁艰苦奋斗、反对铺张浪费。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为民、务实、清廉，三者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缺一不可。真正为民，才可能务实、清廉，唯有清廉、务实才可能真正为民。长期的腐败得不到解决，必然会导致亡党亡国。我们要相信，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把老百姓最反感的事进行纠正，把老百姓最想办的事情办了，这就算成功了。党的群众路线一定要抓住主题，要解决人民群众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这会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与国家兴亡关系极大。　　文景时期，汉文帝与汉景帝创造了文景之治的大盛世，这也是封建史上第一次盛世，长达50多年。其中汉文帝的节俭之风至今让后辈为之叹服。汉文帝即位初年，拒收进献的千里马，每年亲自下地耕种并把十五抽一订为三十抽一。在其在位十二年的时候，彻底废除了田税，直到汉景帝时才对田税进行恢复，仍为三十抽一。汉文帝其身上所穿为黑色的粗布衣服，从不穿绸缎衣服。有一次，汉文帝到西安霸陵。其时，文帝向及群臣说：“嗟乎！用北山之石为木棺的外套，把麻绵为絮，调和成漆，胶之于石，任何力量也动不了坟墓了。”众官员都说：“这个办法好。”张释之说：“皇帝的墓穴中多多地藏着金玉宝器，就是用金属冶铸成南山，人们如要掘取，仍然会想出办法，把宝器得到。如果坟墓中没放着宝物，人们就无意于发掘它了，那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文帝说：“你说的对。”其死后坚持节俭轻葬，全部用石器陪葬，不用任何金银。而慈禧太后恨不得将天下珍宝都带到坟墓中去，最后国民党十二军孙殿英将其坟墓炸开，搜掠一空。汉文帝死前曾下一道诏书：“天下万物，自有生死，乃天地自然之理，何必哀痛不已。民间照常嫁娶，饮酒吃肉。儿女戴戴孝带即可，但宽不能超过三寸”。有这样的君主才开创了文景之治。　　隋文帝一生节俭用事。一次因病配药，需要一种“胡粉”，（一种普通的化妆品）但在宫中找了半天，也找不到。还有一次要赏赐某大臣一幅织成的衣领，但在宫中最终也找不到一顶新领，只得作罢。因为隋文帝本身十分勤俭，所以隋朝国力迅速增强，公元270多年，统一了中国。而南方陈朝的陈叔宝却沉湎于酒色，骄奢淫逸，宫殿一造再造，后宫不断充盈，最后被隋文帝所灭。陈后主被俘后上书隋文帝，劝其大兴土木，建筑宫殿。隋文帝听后置之不理。唐朝诗人李商隐看到这段历史写下了“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节俭败由奢”的诗句。所以说，清廉也是关系到国家兴亡的大事。

一九六二年冬天，正是豫东兰考县遭受内涝、风沙、盐碱三害最严重的时刻。这一年，春天风沙打毁了二十万亩麦子，秋天淹坏了三十多万亩庄稼，盐碱地上有十万亩禾苗碱死，全县的粮食产量下降到了历年的最低水平。就是在这样的关口，党派焦裕禄来到了兰考。展现在焦裕禄面前的兰考大地，是一幅多么苦难的景象呵！横贯全境的两条黄河故道，是一眼看不到边的黄沙；片片内涝的洼窝里，结着青色的冰凌；白茫茫的盐碱地上，枯草在寒风中抖动。困难，重重的困难，象一副沉重的担子，压在这位新到任的县委书记的双肩。但是，焦裕禄是带着《毛泽东选集》来的，是怀着改变兰考灾区面貌的坚定决心来的。在这个贫农出身的共产党员看来，这里有三十六万勤劳的人民，有烈士们流鲜血解放出来的九十多万亩土地。只要加强党的领导，一时有天大的艰难，也一定要杀出条路来。第二天，当大家知道焦裕禄是新来的县委书记时，他已经下乡了。他到灾情最重的公社和大队去了。他到贫下中农的草屋里，到饲养棚里，到田边地头，去了解情况，观察灾情去了。他从这个大队到那个大队，他一路走，一路和同行的干部谈论。见到沙丘，他说：“栽上树，岂不是成了一片好绿林！”见到涝洼窝，他说：“这里可以栽苇、种蒲、养鱼。”见到碱地，他说：“治住它，把一片白变成一片青！”转了一圈回到县委，他向大家说：“兰考是个大有作为的地方，问题是要干，要革命。兰考是灾区，穷，困难多，但灾区有个好处，它能锻炼人的革命意志，培养人的革命品格。革命者要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焦裕禄的话，说得大家心里热呼呼的。大家议论说，新来的县委书记看问题高人一着棋，他能从困难中看到希望，能从不利条件中看到有利因素。“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 连年受灾的兰考，整个县上的工作，几乎被发统销粮、贷款、救济棉衣、烧煤所淹没了。有人说县委机关实际上变成了一个供给部。那时候，很多群众等待救济，一部分干部被灾害压住了头，对改变兰考面貌缺少信心，少数人甚至不愿意留在灾区工作。他们害怕困难，更害怕犯错误……焦裕禄想：“群众在灾难中两眼望着县委，县委挺不起腰杆，群众就不能充分发动起来。‘干部不领，水牛掉井’，要想改变兰考的面貌，必须首先改变县委的精神状态。”夜，已经很深了，焦裕禄躺在床上翻来复去睡不着。他披上棉衣，找县委副书记张钦礼谈心去了。在这么晚的时候，张钦礼听见叩门声，吃了一惊。他迎进焦裕禄，连声问：“老焦，出了啥事？”焦裕禄说：“我想找你谈谈。你在兰考十多年了，情况比我熟，你说，改变兰考面貌的主要问题在哪里？”张钦礼沉思了一下，回答说：“在于人的思想的改变。”“对。”焦裕禄说：“但是，应该在思想前面加两个字：领导。眼前关键在于县委领导核心的思想改变。没有抗灾的干部，就没有抗灾的群众。”两个人谈得很久，很深，一直说到后半夜。他们的共同结论是，除“三害”首先要除思想上的病害；特别是要对县委的干部进行抗灾的思想教育。不首先从思想上把人们武装起来，要想完成除“三害”斗争，将是不可能的。严冬，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焦裕禄召集在家的县委委员开会。人们到齐后，他并没有宣布议事日程，只说了一句：“走，跟我出去一趟。”就领着大家到火车站去了。当时，兰考车站上，北风怒号，大雪纷飞。车站的屋檐下，挂着尺把长的冰柱。国家运送兰考灾民前往丰收地区的专车，正从这里飞驰而过。也还有一些灾民，穿着国家救济的棉衣，蜷曲在货车上，拥挤在候车室里……。焦裕禄指着他们，沉重地说：“同志们，你们看，他们绝大多数人，都是我们的阶级兄弟。是灾荒逼迫他们背井离乡的，不能责怪他们，我们有责任。党把这个县三十六万群众交给我们，我们不能领导他们战胜灾荒，应该感到羞耻和痛心……”他没有再讲下去，所有的县委委员都沉默着低下了头，这时有人才理解，为什么焦裕禄深更半夜领着大家来看风雪严寒中的车站。从车站回到县委，已经是半夜时分了，会议这时候才正式开始。焦裕禄听了大家的发言之后，最后说：“我们经常口口声声说要为人民服务，我希望大家能牢记着今晚的情景，这样我们就会带着阶级感情，去领导群众改变兰考的面貌。”紧接着，焦裕禄组织大家学习《为人民服务》、《纪念白求恩》、《愚公移山》等文章，鼓舞大家的革命干劲，勉励大家象张思德、白求恩那样工作。以后，焦裕禄又专门召开了一次常委会，回忆兰考的革命斗争史。在残酷的武装斗争年代，兰考县的干部和人民，同敌人英勇搏斗，前仆后继。有一个区，曾经在一个月内有九个区长为革命牺牲。烈士马福重被敌人破腹后，肠子被拉出来挂在树上……焦裕禄说：“兰考这块地方，是同志们用鲜血换来的。先烈们并没有因为兰考人穷灾大，就把它让给敌人，难道我们就不能在这里战胜灾害？”一连串的阶级教育和思想斗争，使县委领导核心，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站起来了。他们打掉了在自然灾害面前束手无策、无所作为的懦夫思想，从上到下坚定地树立了自力更生消灭“三害”的决心。不久，在焦裕禄倡议和领导下，一个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被制订出来。这个蓝图规定在三五年内，要取得治沙、治水、治碱的基本胜利，改变兰考的面貌。这个蓝图经过县委讨论通过后，报告了中共开封地委，焦裕禄在报告上，又着重加了几句：“我们对兰考的一草一木都有深厚的感情。面对着当前严重的自然灾害，我们有革命的胆略，坚决领导全县人民，苦战三五年，改变兰考的面貌。不达目的，我们死不瞑目。”这几句话，深切地反映了当时县委的决心，也是兰考全党在上级党组织面前，一次庄严的宣誓。直到现在，它仍然深深地刻在县委所有同志的心上，成为鞭策他们前进的力量。 “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 焦裕禄深深地了解，理想和规划并不等于现实，这涝、沙、碱三害，自古以来害了兰考人民多少年呵！今天，要制伏“三害”，要把它们从兰考土地上象送瘟神一样驱走，必须进行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付出高昂的代价。他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管做什么工作，必须首先了解情况，进行调查研究。“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要想战胜灾害，单靠一时的热情，单靠主观愿望，事情断然是办不好的。即使硬干，也要犯毛主席早已批评过的“闭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鱼”的错误。要想战胜灾害，必须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详尽地掌握灾害的底细，了解灾害的来龙去脉，然后作出正确的判断和部署。他下决心要把兰考县一千八百平方公里土地上的自然情况摸透，亲自去掂一掂兰考的“三害”究竟有多大份量。根据这一想法，县委先后抽调了一百二十个干部、老农和技术员，组成一支三结合的“三害”调查队。在全县展开了大规模的追洪水，查风口，探流沙的调查研究工作。焦裕禄和县委其他领导干部，都参加了这场战斗。那时候，焦裕禄正患着慢性的肝病，许多同志担心他在大风大雨中奔波，会加剧病情的发展，劝他不要参加，但他毫不犹豫地拒绝了同志们的劝告，他说：“吃别人嚼过的馍没味道。”他不愿意坐在办公室里依靠别人的汇报来进行工作，说完就背着干粮，拿起雨伞和大家一起出发了。每当风沙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查风口、探流沙的时候，雨最大的时候，也就是他带头下去冒雨涉水，观看洪水流势和变化的时候。他认为这是掌握风沙、水害规律最有利的时机。为了弄清一个大风口，一条主干河道的来龙去脉，他经常不辞劳苦地跟着调查队，追寻风沙和洪水的去向，从黄河故道开始，越过县界、省界，一直追到沙落尘埃，水入河道，方肯罢休。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县委书记焦裕禄简直变成一个满身泥水的农村“脱坯人”了。他和调查队的同志们经常在截腰深的水里吃干粮，有时夜晚蹲在泥水处歇息……有一次，焦裕禄从杞县阳堌公社回县的路上，遇到了白帐子猛雨。大雨下了七天七夜，全县变成了一片汪洋。焦裕禄想：“嗬，洪水呀，等还等不到哩，你自己送上门来了。”他回到县里后，连停也没有停，就带着办公室的三个同志出发了。眼前只有水，哪里有路？他们靠着各人手里的一根棍，探着，走着。这时，焦裕禄突然感到一阵阵肝痛，时时弯下身子用左手按着肝部。三个青年恳求着说：“你回去休息吧。把任务交给我们，我们保证按照你的要求完成任务。”焦裕禄没有同意，继续一路走，一路工作着。他站在洪水激流中，同志们为他张了伞，他画了一张又一张水的流向图。等他们赶到金营大队，支部书记李广志看见焦裕禄就吃惊地问：“一片汪洋大水，您是咋来的？”焦裕禄抡着手里的棍子说：“就坐这条船来的。”李广志让他休息一下，他却拿出自己画的图来，一边指点着，一边滔滔不绝地告诉李广志，根据这里的地形和水的流势，应该从哪里到哪里开一条河，再从哪里到哪里挖一条支沟……这样，就可以把这几个大队的积水，统统排出去了。李广志听了非常感动，他没有想到焦裕禄同志的领导工作，竟这样的深入细致！到吃饭的时候了，他要给焦裕禄派饭，焦裕禄说：“雨天，群众缺烧的，不吃啦！”说着就又向风雨中走去。送走了风沙滚滚的春天，又送走了雨水集中的夏季，调查队在风里、雨里、沙窝里、激流里度过了一个月又一个月，方圆跋涉了五千余里，终于使县委抓到了兰考“三害”的第一手资料。全县有大小风口八十四个，经调查队一个个查清，编了号、绘了图；全县有大小沙丘一千六百个，也一个个经过丈量，编了号，绘了图全县的千河万流，淤塞的河渠，阻水的路基、涵闸……也调查得清清楚楚，绘成了详细的排涝泄洪图。这种大规模的调查研究，使县委基本上掌握了水、沙、碱发生、发展的规律。几个月的辛苦奔波，换来了一整套又具体又详细的资料，把全县抗灾斗争的战斗部署，放在一个更科学更扎实的基础之上。大家都觉得方向明，信心足，无形中增添了不少的力量。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 夜已经很深了，阵阵的肝痛和县委工作沉重的担子，使焦裕禄久久不能入睡。他的心在想着兰考县的三十六万人和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抗灾斗争的发展是不平衡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思想觉悟也有高有低，怎样才能把毛泽东思想红旗高高举起？怎样才能充分调动起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怎样才能更快地在全县范围内开展起轰轰烈烈的抗灾斗争……焦裕禄在苦苦思索着。他披衣起床，重又翻开《毛泽东选集》。在多年的工作中，焦裕禄已养成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习惯，他从毛主席的著作中汲取了无穷的智慧和力量。县委开会，他常常在会前朗读毛主席著作中的有关章节。无论在办公室，或下乡工作，他总要提着一个布兜儿，装上《毛泽东选集》带在身边。每次遇到工作中的困难，他都认真地向毛主席的著作请教，严格地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去办。他曾对县委的同志们介绍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方法，叫做“白天到群众中调查访问，回来读毛主席著作，晚上‘过电影’，早上记笔记。”他所说的“过电影”，主要是指联系实际来思考问题。他说：“无论学习或工作，不会‘过电影’那是不行的。”现在，全县抗灾斗争的情景，正象一幕幕的电影活动在他的脑海里，他带着一连串的问题，去阅读毛主席《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那篇文章。目光停在那几行金光闪耀的字上：“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毛主席的话给了他很大的力量，眼前一下子豁亮起来。他决定发动县委领导同志再到贫下中农中间去。他自己更是经常住在老贫农的草庵子里，蹲在牛棚里，跟群众一起吃饭，一起劳动。他带着高昂的革命激情和对群众的无限信任，在广大贫下中农间询问着、倾听着、观察着，他听到许多贫下中农要求“翻身”、要求革命的呼声。看到许多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对“三害”斗争的革命精神。他在群众中学到了不少治沙、治水、治碱的办法，总结了不少可贵的经验。群众的智慧，使他受到极大的鼓舞，也更加坚定了他战胜灾害的信心。韩村是一个只有二十七户人家的生产队。一九六二年秋天遭受了毁灭性的涝灾，每人只分了十二两红高粱穗。在这样严重的困难面前，生产队的贫下中农提出，不向国家伸手，不要救济粮、救济款，自己割草卖草养活自己。他们说：摇钱树，人人有，全靠自己一双手。不能支援国家，心里就够难受了，决不能再拉国家的后腿。就在这年冬天，他们割了二十七万斤草，养活了全体社员，养活了八头牲口，还修理了农具，买了七辆架子车。秦寨大队的贫下中农社员，在盐碱地上刮掉一层皮，从下面深翻出好土，盖在上面。他们大干深翻地的时候，正是最困难的一九六三年夏季。他们说：“不能干一天干半天，不能翻一锨翻半锨，用蚕吃桑叶的办法，一口口啃，也要把这碱地啃翻个个儿。”赵垛楼的贫下中农在七季基本绝收以后，冒着倾盆大雨，挖河渠，挖排水沟，同暴雨内涝搏斗。一九六三年秋天，这里一连九天暴雨，他们却夺得了好收成，卖了八万斤余粮。双杨树的贫下中农在农作物基本绝收的情况下，雷打不散，社员们兑鸡蛋卖猪，买牲口买种子，坚持走集体经济自力更生的道路，社员们说：“穷，咱穷到一块儿；富，咱也富到一块儿。”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广大贫下中农自力更生的革命精神，使焦裕禄十分激动。他认为这就是在毛泽东思想哺育下的贫下中农革命精神的好榜样。他在县委会议上，多少次讲述了这些先进典型的重大意义，并亲自总结了它们的经验。他说：“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应该把群众中这些可贵的东西，集中起来，再坚持下去，号召全县社队向他们学习。”一九六三年九月，县委在兰考冷冻厂召开了全县大小队干部的盛大集会，这是扭转兰考局势的大会，是兰考人民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一次誓师大会。会上，焦裕禄为韩村、秦寨、赵垛楼、双杨树的贫下中农鸣锣开道，请他们到主席台上，拉他们到万人之前，大张旗鼓地表扬他们的革命精神。他把群众中这些革命的东西，集中起来，总结为四句话：“韩村的精神，秦寨的决心，赵垛楼的干劲，双杨树的道路。”他说：这就是兰考的新道路！是毛泽东思想指引的道路！他大声疾呼，号召全县人民学习这四个样板，发扬他们的革命精神，在全县范围内锁住风沙，制伏洪水，向“三害”展开英勇的斗争！这次大会在兰考抗灾斗争的道路上，是一个伟大的转折。它激发了群众的革命豪情，鼓舞了群众的革命斗志，有力地推动了全县抗灾斗争的发展。它使韩村等四个榜样的名字传遍了兰考；它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在兰考三十六万群众的心目中，高高地升起！从此，兰考人民的生活中多了两个东西，这就是县委和县人委发出的“奋发图强的嘉奖令”和“革命硬骨头队”的命名书。 “当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共产党员要出现在群众面前” 就在兰考人民对涝、沙、碱三害全面出击的时候，一场比过去更加严重的灾害又向兰考袭来。一九六三年秋季，兰考县一连下了十三天雨，雨量达二百五十毫米。大片大片的庄稼汪在洼窝里，渍死了。全县有十一万亩秋粮绝收，二十二万亩受灾。焦裕禄和县委的同志们全力投入了生产救灾。那是个冬天的黄昏。北风越刮越紧，雪越下越大。焦裕禄听见风雪声，倚在门边望着风雪发呆。过了会儿，他又走回来，对办公室的同志们严肃地说：“在这大风大雪里，贫下中农住得咋样？牲口咋样？”接着他要求县委办公室立即通知各公社做好几件雪天工作。他说，“我说，你们记记。第一、所有农村干部必须深入到户，访贫问苦，安置无屋居住的人，发现断炊户，立即解决。第二、所有从事农村工作的同志，必须深入牛屋检查，照顾老弱病畜，保证不许冻坏一头牲口。第三、安排好室内副业生产。第四、对于参加运输的人畜，凡是被风雪隔在途中的，在哪个大队的范围，由哪个大队热情招待，保证吃得饱，住得暖。第五、教育全党，在大雪封门的时候，到群众中去，和他们同甘共苦。最后一条，把检查执行的情况迅速报告县委。”办公室的同志记下他的话，立即用电话向各公社发出了通知。这天，外面的大风雪刮了一夜。焦裕禄的房子里，电灯也亮了一夜。第二天，窗户纸刚刚透亮，他就挨门把全院的同志们叫起来开会。焦裕禄说：“同志们，你们看，这场雪越下越大，这会给群众带来很多困难，在这大雪拥门的时候，我们不能坐在办公室里烤火，应该到群众中间去。共产党员应该在群众最困难的时候，出现在群众的面前，在群众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去关心群众，帮助群众。”简短的几句话，象刀刻的一样刻在每一个同志的心上。有人眼睛湿润了，有人有多少话想说也说不出来了。他们的心飞向冰天雪地的茅屋去了。大家立即带着救济粮款，分头出发了。风雪铺天盖地而来。北风响着尖厉的哨音，积雪有半尺厚。焦裕禄迎着大风雪，什么也没有披，火车头帽子的耳巴在风雪中忽闪着。那时，他的肝痛常常发作，有时痛得厉害，他就用一支钢笔硬顶着肝部。现在他全然没想到这些，带着几个年轻小伙子，踏着积雪，一边走，一边高唱《南泥湾》。他问青年人看过《万水千山》这个电影没有？他说：“你们看，眼前多么象《万水千山》里的一个镜头呵！”这一天，焦裕禄没烤群众一把火，没喝群众一口水。风雪中，他在九个村子，访问了几十户生活困难的老贫农。在梁孙庄，他走进一个低矮的柴门。这里住的是一双无依无靠的老人。老大爷有病躺在床上，老大娘是个瞎子。焦裕禄一进屋，就坐在老人的床头，问寒问饥。老大爷问他是谁？他说：“我是您的儿子。”老人问他大雪天来干啥？他说：“毛主席叫我来看望您老人家。”老大娘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用颤抖的双手上上下下摸着焦裕禄。老大爷眼里噙着泪说：“解放前，大雪封门，地主来逼租，撵的我串人家的房檐，住人家的牛屋。”焦裕禄安慰老人说：“如今印把子抓在咱手里，兰考受灾受穷的面貌一定能够改过来。”就是在这次雪天送粮当中，焦裕禄也看到和听到了许多贫下中农极其感人的故事。谁能够想到，在毁灭性的涝灾面前，竟有那么一些生产队，两次三番退回国家送给他们的救济粮、救济款。他们说：把救济粮、救济款送给比我们更困难的兄弟队吧，我们自己能想办法养活自己！焦裕禄心里多么激动呵！他看到毛泽东思想象甘露一样滋润了兰考人民的心，党号召的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在困难面前逞英雄的硬骨头精神，已经变成千千万万群众敢于同天抗，同灾斗的物质力量了。有了这种精神，在兰考人民面前还有什么天大的灾害不能战胜！ “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 焦裕禄常说，县委书记要善于当“班长”，要把县委这个“班”带好，必须使这“一班人”思想齐、动作齐。而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就必须用毛泽东思想挂帅。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县人委有一位从丰收地区调来的领导干部，提出了一个装潢县委和县人委领导干部办公室的计划。连桌子、椅子、茶具，都要换一套新的。为了好看，还要把城里一个污水坑填平，上面盖一排房子。县委多数同志激烈地反对这个计划。也有人问：“钱从哪里来？能不能花？”这位领导干部管财政，他说：“花钱我负责。”但是，焦裕禄提了一个问题：“坐在破椅子上不能革命吗？”他接着说明了自己的意见：“灾区面貌没有改变，还大量吃着国家的统销粮，群众生活很困难。富丽堂皇的事，不但不能做，就是连想也很危险。”后来，焦裕禄找这位领导干部谈了几次话，帮助他认识错误。焦裕禄对他说：兰考是灾区，比不得丰收区。即使是丰收区，你提的那种计划，也是不应该做的。焦裕禄劝这位领导干部到贫下中农家里去住一住，到贫下中农中间去看一看。去看看他们想的是什么，做的是什么。焦裕禄作为县委的班长，他从来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他对同志们要求非常严格，但他要求得入情入理，叫你自己从内心里生出改正错误的力量。不久以后，这位领导干部认识了错误，自己收回了那个“建设计划”。有一位公社书记在工作中犯了错误。当时，县委开会，多数委员主张处分这位同志。但焦裕禄经过再三考虑，提出暂时不要给他处分。焦裕禄说，这位同志是我们的阶级弟兄，他犯了错误，给他处分固然是必要的；但是，处分是为了达到治病救人的目的。当前改变兰考面貌，是一个艰巨的斗争，不如派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考验他，锻炼他，给他以改正错误的机会，让他为党的事业出力，这样不是更好吗？县委同意了焦裕禄的建议，决定派这个同志到灾害严重的赵垛楼去蹲点。这位同志临走时，焦裕禄把他请来，严格地提出批评，亲切地提出希望，最后焦裕禄说：“你想想，当一个不坚强的战士，当一个忘了群众利益的共产党员，多危险，多可耻呵！先烈们为解放兰考这块地方，能付出鲜血、生命；难道我们就不能建设好这个地方？难道我们能在自然灾害面前当怕死鬼？当逃兵？”焦裕禄的话，一字字、一句句都紧紧扣住这位同志的心。这话的分量比一个最重的处分决定还要沉重，但这话也使这位同志充满了战斗的激情。阶级的情谊，革命的情谊，党的温暖，在这位犯错误的同志的心中激荡着，他满眼流着泪，说：“焦裕禄同志，你放心……”这位同志到赵垛楼以后，立刻同群众一道投入了治沙治水的斗争。他发现群众的生活困难，提出要卖掉自己的自行车，帮助群众，县委制止了他，并且指出，当前最迫切的问题，是从思想上武装赵垛楼的社员群众，领导他们起来，自力更生进行顽强的抗灾斗争，一辆自行车是不能解决什么问题的。以后，焦裕禄也到赵垛楼去了。他关怀赵垛楼的两千来个社员群众，他也关怀这位犯错误的阶级弟兄。就在这年冬天，赵垛楼为害农田多年的二十四个沙丘，被社员群众用沙底下的黄胶泥封盖住了。社员们还挖通了河渠，治住了内涝。这个一连七季吃统销粮的大队，一季翻身，卖余粮了。也就在赵垛楼大队“翻身”的这年冬天，那位犯错误的同志，思想上也翻了个个儿。他在抗灾斗争中，身先士卒，表现得很英勇。他没有辜负党和焦裕禄对他的期望。焦裕禄，出生在山东淄博一个贫农家里，他的父亲在解放前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逼迫上吊自杀了。他从小逃过荒，给地主放过牛，扛过活，还被日本鬼子抓到东北挖过煤。他带着家仇、阶级恨参加了革命队伍，在部队、农村和工厂里做过基层工作。自从参加革命一直到当县委书记以后，他始终保持着劳动人民的本色。他常常开襟解怀，卷着裤管，朴朴实实地在群众中间工作、劳动。贫农身上有多少泥，他身上有多少泥。他穿的袜子，补了又补，他爱人要给他买双新的，他说：“跟贫下中农比一比，咱穿的就不错了。”夏天，他连凉席也不买，只花四毛钱买一条蒲席铺。有一次，他发现孩子很晚才回家去。一问，原来是看戏去了。他问孩子：“哪里来的票？”孩子说：“收票叔叔向我要票，我说没有。叔叔问我是谁？我说焦书记是我爸爸。叔叔没有收票就叫我进去了。”焦裕禄听了非常生气，当即把一家人叫来“训”了一顿，命令孩子立即把票钱如数送给戏院。接着，又建议县委起草了一个通知，不准任何干部特殊化，不准任何干部和他们的子弟“看白戏”……“焦裕禄是我们县委的好班长，好榜样。”“在焦裕禄领导下工作，方向明，信心大，敢于大作大为，心情舒畅，就是累死也心甘。”焦裕禄的战友这样说，反对过他的人这样说，犯过错误的人也这样说。他心里装着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县委一位副书记在乡下患感冒，焦裕禄几次打电话，要他回来休息；组织部一位同志有慢性病，焦裕禄不给他分配工作，要他安心疗养；财委一位同志患病，焦裕禄多次催他到医院检查……。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体党员和全体人民，唯独没有他自己。一九六四年春天，正当党领导着兰考人民同涝、沙、碱斗争胜利前进的时候，焦裕禄的肝病也越来越重了。很多人都发现，无论开会、作报告，他经常把右脚踩在椅子上，用右膝顶住肝部。他棉袄上的第二和第三个扣子是不扣的，左手经常揣在怀里。人们留心观察，原来他越来越多地用左手按着时时作痛的肝部，或者用一根硬东西顶在右边的椅靠上。日子久了，他办公坐的藤椅上，右边被顶出了一个大窟窿。他对自己的病，是从来不在意的。同志们问起来，他才说他对肝痛采取了一种压迫止疼法。县委的同志们劝他疗养，他笑着说：“病是个欺软怕硬的东西，你压住他，他就不欺侮你了。”焦裕禄暗中忍受了多大痛苦，连他的亲人也不清楚。他真是全心全意投到改变兰考面貌的斗争中去了。焦裕禄到地委开会，地委负责同志劝他住院治疗，他说：“春天要安排一年的工作，离不开！”没有住。地委给他请来一位有名的中医诊断，开了药方，因为药费很贵，他不肯买。他说：“灾区群众生活很困难，花这么多钱买药，我能吃得下吗？”县委的同志背着他去买来三剂，强他服了，但他执意不再服第四剂。那天，县委办公室的干部张思义和他一同骑自行车到三义寨公社去。走到半路，焦裕禄的肝痛发作，痛得骑不动，两个人只好推着自行车慢慢走。刚到公社，大家看他气色不好，就猜出是他又发病了。公社的同志说：“休息一下吧。”他说：“谈你们的情况吧，我不是来休息的。”公社的同志一边汇报情况，一边看着焦裕禄强按着肚子在作笔记。显然，他的肝痛得使手指发抖，钢笔几次从手指间掉了下来。汇报的同志看到这情形，忍住泪，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而他，故意做出神情自若的样子，说：“说，往下说吧。”一九六四年的三月，兰考人民的除“三害”斗争达到了高潮，焦裕禄的肝病也到了严重关头。躺在病床上，他的心潮汹涌澎湃，奔向那正在被改造着的大地。他满腔激情地坐到桌前，想动手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兰考人民多奇志，敢教日月换新天》。他铺开稿纸，拟好了四个小题目：一、设想不等于现实。二、一个落后地区的改变，首先是领导思想的改变。领导思想不改变，外地的经验学不进，本地的经验总结不起来。三、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四、精神原子弹——精神变物质。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的焦裕禄，从兰考人民在抗灾斗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从兰考人民一步一个脚印的实干精神中，已经预见到新兰考美好的未来。但是，文章只开了个头，病魔就逼他放下了手中的笔，县委决定送他到医院治病去了。临行那一天，由于肝痛得厉害，他是弯着腰走向车站的。他是多么舍不得离开兰考呵！一年多来，全县一百四十九个大队，他已经跑遍了一百二十多个。他把整个身心，都交给了兰考的群众，兰考的斗争。正象一位指挥员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刻，离开炮火纷飞的前沿阵地一样，他从心底感到痛苦、内疚和不安。他不时深情地回顾着兰考城内的一切，他多么希望能很快地治好肝病，带着旺盛的精力回来和群众一块战斗呵！他几次向送行的同志们说，不久他就会回来的。在火车开动前的几分钟，他还郑重地布置了最后一项工作，要县委的同志好好准备材料，当他回来时，向他详细汇报抗灾斗争的战果。“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开封医院把焦裕禄转到郑州医院，郑州医院又把他转到北京的医院。在这位钢铁般的无产阶级战士面前，医生们为他和肝痛斗争的顽强性格感到惊异。他们带着崇敬的心情站在病床前诊察，最后很多人含着眼泪离开。那是个多么阴冷的日子呵！医生们开出了最后诊断书，上面写道：“肝癌后期，皮下扩散。”这是不治之症。送他去治病的赵文选同志，决不相信这个诊断，人象傻了似的，一连声问道：“什么，什么？”医生说：“你赶紧送他回去，焦裕禄同志最多还有二十天时间。”赵文选呆了一下，突然放声痛哭起来。他央告着说：“医生，我求求你，我恳求你，请你把他治好，俺兰考是个灾区，俺全县人离不开他，离不开他呀！”在场的人都含着泪。医生说：“焦裕禄同志的工作情况，在他进院时，党组织已经告诉我们。癌症现在还是一个难题，不过，请你转告兰考县的群众，我们医务工作者，一定用焦裕禄同志同困难和灾害斗争的那种革命精神，来尽快攻占这个高峰。”这样，焦裕禄又被转到郑州河南医学院附属医院。焦裕禄病危的消息传到兰考后，县上不少同志曾去郑州看望他。县上有人来看他，他总是不谈自己的病，先问县里的工作情况，他问张庄的沙丘封住了没有？问赵垛楼的庄稼淹了没有？问秦寨盐碱地上的麦子长得怎样？问老韩陵地里的泡桐树栽了多少……有一次，他特地嘱咐一个县委办公室的干部说：“你回去对县委的同志说，叫他们把我没写完的文章写完；还有，把秦寨盐碱地上的麦穗拿一把来，让我看看！”五月初，焦裕禄的病情进一步恶化了。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亲密战友、县委副书记张钦礼匆匆赶到郑州探望他。当焦裕禄用他那干瘦的手握着张钦礼，两只失神的眼睛充满深情地望着他时，张钦礼的泪珠禁不住一颗颗滚了下来。焦裕禄问道：“听说豫东下了大雨，雨多大？淹了没有？”“没有。”“这样大的雨，咋会不淹？你不要不告诉我。”“是没有淹！排涝工程起作用了。”张钦礼一面回答，一面强忍着悲痛给他讲了一些兰考人民抗灾斗争胜利的情况，安慰他安心养病，说兰考面貌的改变也许会比原来的估计更快一些。这时候，张钦礼看到焦裕禄在全力克制自己剧烈的肝痛，一粒粒黄豆大的冷汗珠时时从他额头上浸出来。他勉强擦了擦汗，半晌，问张钦礼：“我的病咋样？为什么医生不肯告诉我呢？”张钦礼迟迟没有回答。焦裕禄一连追问了几次，张钦礼最后不得不告诉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听了这句话，焦裕禄点了点头，镇定地说道：“呵，那我明白了……”隔了一会儿，焦裕禄从怀里掏出一张自己的照片，颤颤地交给张钦礼，然后说道：“钦礼同志，现在有句话我不能不向你说了，回去对同志们说，我不行了，你们要领导兰考人民坚决地斗争下去。党相信我们，派我们去领导，我们是有信心的。我们是灾区，我死了，不要多花钱。我死后只有一个要求，要求组织上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丘治好！”张钦礼再也无法忍住自己的悲痛，他望着焦裕禄，鼻子一酸，几乎哭出声来。他带着泪告别了自己最亲密的阶级战友……谁也没有料到，这就是焦裕禄同兰考县人民，同兰考县党组织的最后一别。一九六四年五月十四日，焦裕禄同志不幸逝世了。那一年，他才四十二岁。在他生命的最后时刻，中共河南省委和开封地委有两位负责同志守在他的床前。他对这两位上级党组织的代表断断续续地说出了最后一句话：“我……没有……完成……党交给我的……任务。”他死后，人们在他病榻的枕下，发现了两本书：一本是《毛泽东选集》，一本是《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他没有死，他还活着事隔一年以后，一九六五年的春天，兰考县几十个贫农代表和干部，专程来到焦裕禄的坟前。贫农们一看见焦裕禄的坟墓，就仿佛看见了他们的县委书记，看见了他们永远不也不会忘记的那个人。一年前，他还在兰考，同贫下中农一起，日夜奔波在抗灾斗争的前线。人们怎么会忘记，在那大雪封门的日子，他带着党的温暖走进了贫农的柴门；在那洪水暴发的日子，他拄着棍子带病到各个村庄察看水情。是他高举着毛泽东思想的红灯，照亮了兰考人民自力更生的道路；是他带领兰考人民扭转了兰考的局势，激发了人们的革命精神；是他喊出了“锁住风沙，制伏洪水”的号召；是他发现了贫下中农中革命的“硬骨头”精神，使之在全县发扬光大……这一切，多么熟悉，多么亲切呵！谁能够想到，象他这样一个充满着革命活力的人，竟会在兰考人民最需要他的时候，离开了兰考的大地。人们一个个含着泪站在他的坟前，一位老贫农泣不成声地说出了三十六万兰考人的心声：“我们的好书记，你是活活地为俺兰考人民，硬把你给累死的呀。困难的时候你为俺贫农操心，跟着俺们受罪，现在，俺们好过了，全兰考翻身了，你却一个人在这里……”这是兰考人民对自己亲人、自己的阶级战友的痛悼，也是兰考人民对一个为他们的利益献出生命的共产党员的最高嘉奖。焦裕禄去世后的这一年，兰考县的全体党员，全体人民，用眼泪和汗水灌溉了兰考大地。三年前焦裕禄倡导制订的改造兰考大自然的蓝图，经过三年艰苦努力，已经变成了现实。兰考，这个豫东历史上缺粮的县份，一九六五年粮食已经初步自给了。全县二千五百七十四个生产队，除三百来个队是棉花、油料产区外，其余的都陆续自给，许多队还有了自己的储备粮。一九六五年，兰考县连续旱了六十八天，从一九六四年冬天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刮了七十二次大风，却没有发生风沙打死庄稼的灾害，十九万亩沙区的千百条林带开始把风沙锁住了。这一年秋天，连续下了三百八十四毫米暴雨，全县也没有一个大队受灾。焦裕禄生前没有写完的那篇文章，由三十六万兰考人民在兰考大地上集体完成了。这是一篇人颜欢笑的文章，是一篇闪烁着毛泽东思想光辉的文章。在这篇文章里，兰考人民笑那起伏的沙丘“贴了膏药，扎了针”（注），笑那滔滔洪水乖乖地归了河道，笑那人老几辈连茅草都不长的老碱窝开始出现了碧绿的庄稼，笑那多少世纪以来一直压在人们头上的大自然的暴君，在伟大的毛泽东时代，不能再任意摆布人们的命运了。焦裕禄虽然去世了，但他在兰考土地上播下的自力更生的革命种子，正在发芽成长，他带给兰考人民的毛泽东思想的红灯，愈来愈发出耀眼的光芒。他一心为革命，一心为群众的高贵品德，已成为全县干部和群众学习的榜样。这一切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已化为强大的物质力量，推动着兰考人民在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大道上继续奋勇前进。兰考灾区面貌的改变，还只是兰考人民征服大自然的开始，在这场伟大的向大自然进军的斗争中，他们不仅要彻底摘掉灾区的帽子，而且决心不断革命，把大部分农田逐步改造成为旱涝保收的稳产高产田，逐步实现“上纲要”（达到农业发展纲要规定的产量要求），“过长江”，建设社会主义新兰考。焦裕禄同志，你没有辜负党的希望，你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你的任务，兰考人民将永远忘不了你。你不愧为毛泽东思想哺育成长起来的好党员，不愧为党的好干部，不愧为人民的好儿子！你是千千万万在严重自然灾害面前，巍然屹立的共产党员和贫下中农革命英雄形象的代表。你没有死，你将永远活在千万人的心里！（《人民日报》1966年2月7日）

2014.05

06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严三实”的重要论述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安徽代表团的审议时提出，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既严以修身、严以用权、严以律己，又谋事要实、创业要实、做人要实。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要发扬钉子精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不断取得作风建设新成效。习总书记提出的“三严三实”，是对作风建设的进一步升华，简明扼要，切中要害。当下，随着以反对“四风”为重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一步深入，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明显好转。出实策、鼓实劲、办实事，不图虚名，不务虚功，这是一大进步。但我们同时看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在一些地方并未彻底扫清。少数领导干部理想信念动摇,宗旨意识淡薄,精神懈怠；贪图名利,弄虚作假,不务实效；脱离群众,脱离实际,不负责任；铺张浪费,奢靡享乐,甚至以权谋私、腐化堕落。具体体现在，调查研究“坐着火车转，隔着玻璃看。只看门面和窗口，不看后院和角落”；干起工作玩“牛栏关猫”游戏；平时生活依然被“三小”包围：建立自己的小圈子，结交小兄弟，放纵小爱好。在小圈子里，遇事“酒杯一端放宽放宽”，选拔干部“筷子一举可以可以”。这些问题尽管是老问题，尽管是少数,但依然损害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损害党群干群关系,不仅与我们党的宗旨格格不入,也是党性不强、纪律不严的体现。当前，我国面临的形势依然错综复杂，支撑发展的要素条件也在发生深刻变化，我国经济正处于结构调整阵痛期、增长速度换挡期，到了爬坡过坎的紧要关口，改革“险滩”等着去涉，“硬骨头”等着去啃。因此，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必须以“三严三实”来要求和对照自己。正如习总书记指出，严以修身，就是要加强党性修养，坚定理想信念，提升道德境界，追求高尚情操，自觉远离低级趣味，自觉抵制歪风邪气。严以用权，就是要坚持用权为民，按规则、按制度行使权力，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任何时候都不搞特权、不以权谋私。严以律己，就是要心存敬畏、手握戒尺，慎独慎微、勤于自省，遵守党纪国法，做到为政清廉。谋事要实，就是要从实际出发谋划事业和工作，使点子、政策、方案符合实际情况、符合客观规律、符合科学精神，不好高骛远，不脱离实际。创业要实，就是要脚踏实地、真抓实干，敢于担当责任，勇于直面矛盾，善于解决问题，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做人要实，就是要对党、对组织、对人民、对同志忠诚老实，做老实人、说老实话、干老实事，襟怀坦白，公道正派。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古往今来必成于实。任何时候，都要坚信空谈误国，实干兴邦。任何时候都要明白“搭一次花架子，就把群众心伤一回；走一次过场，就与群众的距离远一分”。改革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只有真正做到“三严三实”，保持力度、保持韧劲，善始善终、善作善成，作风建设才能不断取得新成效，其内涵才能不断得以升华。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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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基本知识百问

201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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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纪实

50年前，一个名字响彻神州大地。他，就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50年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第二次来到兰考，瞻仰焦裕禄同志先进事迹，广泛听取基层干部群众意见和建议，对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进行具体指导，号召全党结合时代特征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今年1月起，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在省以下各级机关及其直属单位和基层组织中开展，根据中央统一安排，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各选择一个县作为联系点，习近平总书记选择了河南兰考作为自己的联系点。3月17日至18日，短短一天多时间，参观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看望焦裕禄同志亲属和基层模范代表，考察为民服务中心和民心热线，到农村面对面听取干部群众意见和建议，同乡村干部座谈，出席县委常委扩大会议并作重要讲话……总书记的日程满满当当。贯穿总书记兰考之行的一根红线，就是大力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对焦裕禄，总书记一直十分崇敬，视为人生榜样。5年前，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的习近平就专程来过兰考，致敬忠魂。在干部群众座谈会上，他把焦裕禄精神概括为“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重访兰考，总书记多次动情回忆起40多年前学习焦裕禄的情景：“1966年2月7日，《人民日报》刊登了穆青等同志的长篇通讯《县委书记的榜样——焦裕禄》，我当时上初中一年级，政治课老师在念这篇通讯的过程中多次泣不成声。特别是念到焦裕禄同志肝癌晚期仍坚持工作，用一根棍子顶着肝部，藤椅右边被顶出一个大窟窿时，我受到深深震撼……”焦裕禄精神犹如一座丰碑巍巍矗立。总书记说：“我们这一代人都深受焦裕禄精神的影响，是在焦裕禄事迹教育下成长的。我后来无论是上山下乡、上大学、参军入伍，还是做领导工作，焦裕禄同志的形象一直在我心中。”18日上午，总书记在兰考县委老办公楼举行的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开门见山：“我之所以选择兰考作为联系点，一个重要考虑就是因为兰考是焦裕禄同志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是焦裕禄精神的发源地。我希望通过学习焦裕禄精神，为推进党和人民事业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强大正能量。”说到动情处，他还吟诵了自己担任福州市委书记时于1990年7月15日填写、并在7月16日《福州晚报》上刊登的《念奴娇·追思焦裕禄》词：“中夜，读《人民呼唤焦裕禄》一文，是时霁月如银，文思萦系……　　魂飞万里，　　盼归来，　　此水此山此地。　　百姓谁不爱好官？　　把泪焦桐成雨。　　生也沙丘，　　死也沙丘，　　父老生死系。　　暮雪朝霜，　　毋改英雄意气！　　依然月明如昔，　　思君夜夜，　　肝胆长如洗。　　路漫漫其修远矣，　　两袖清风来去。　　为官一任，　　造福一方，　　遂了平生意。　　绿我涓滴，　　会它千顷澄碧。”总书记说：“这首词我是有感而发，直抒胸臆。”“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地处豫东平原的兰考，位于黄河边上，是座古县城，据说最早可以追溯到汉章帝时代。黄河多次改道都由这里经过。50多年前，焦裕禄来到这里时，连年不断的沙荒、盐碱、内涝、水灾使兰考成为豫东重灾区中的“黑锅底”，全县36万人中逃荒出去的就有3.8万人……如今的兰考，全县干部群众大力弘扬焦裕禄精神，埋头苦干、奋力拼搏，优化发展思路，迈上了科学发展、跨越发展的快车道，2013年全县生产总值完成193亿元，县域经济综合实力排名从2008年河南省108个县（市）中的第100位上升到65位。柳树泛青，麦田碧绿……春暖花开时节，中原大地充满生机。17日，习近平一到兰考就直接来到焦裕禄同志纪念馆。虽然5年前来兰考时参观过，但这次参观总书记仍然自始至终认真听取讲解，不时提问。在焦裕禄半身铜像、“十条工作方法”电子屏、“干部十不准”图示、焦裕禄生前办公桌等展品前，他仔细察看。参观按一比一比例复原的焦裕禄办公室时，总书记再次见到了用玻璃罩保护起来的那把著名藤椅，他默默端详……遇到前来参观学习的河南省中牟县的一批干部，总书记一语中的：“我们来是同一个目的，我也是来学习的。”习近平在纪念馆会见了焦裕禄5个子女和当地部分焦裕禄式的好干部，一一询问他们的工作生活情况。焦裕禄的二女儿焦守云感谢总书记对几年前电视剧《焦裕禄》的支持，并告诉总书记，省里又拍了一部介绍焦裕禄的纪录片，从兰考到山东、洛阳，自己跟着摄制组走了一趟父亲走过的路。习近平叮嘱随行的中央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说：“纪录片可作为教育实践活动的教材。”焦裕禄5个子女最小的也已年过半百，总书记关切地询问他们身体情况和子女情况。焦守云说：“我们一定传承好父亲的精神，保持家教家风。”总书记又说：“再次踏上兰考土地，依然心情很不平静。刚才，尽管看的听的都比较熟悉，但我还是想多看一看、多听一听，因为这里的每一件实物、每一个故事，都能引起我的心灵共鸣。”一路考察，总书记一路对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作出了很多论述和要求。总书记的论述，富有哲理：“很多东西存在的时间虽然短暂，但这短暂铸就了永恒，焦裕禄精神是这样，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雷锋精神等革命传统和伟大精神都是这样。”总书记的思考，发人深省：“我们要深入思考一个问题，焦裕禄在兰考工作时间并不长，但给我们留下这么多，我们应该给后人留下些什么？”总书记的要求，直截了当：“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要重点学习弘扬焦裕禄的公仆情怀、求实作风、奋斗精神和道德情操。要见贤思齐，组织党员、干部把焦裕禄精神作为一面镜子来好好照一照自己，努力做焦裕禄式的好党员、好干部。”“要像焦裕禄一样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时刻不忘群众，坚持为民服务，是焦裕禄精神的实质所在。近年来，兰考县在原有行政审批服务中心的基础上，进一步整合部门审批事项，目前的为民服务中心入驻窗口部门38个，进驻审批服务事项302项。习近平17日下午来到兰考县为民服务中心。看到墙上“还没上班，谁叫你来这么早”“不知道，你问我，我问谁”等“服务忌语”，他停下脚步，肯定这很有针对性。看到前来办事的群众，总书记现场提起问来：“我问你们几个问题：像服务中心这样把审批项目集中办，形式怎么样？”“方便。”“一站式做到了吗？”“做到了。”总书记语重心长地说，服务中心现在很普遍，但到底实际效果怎么样？是不是真便民了？服务中心不是万能的，各地效果也不一样。作为一种积极探索，硬件好固然好，但关键是服务要到位，根本要像焦裕禄一样有一颗为人民服务的心。对人民群众没有感情就会说“忌语”，把老百姓看成父母、兄弟姐妹，就不会说“忌语”。总书记说，乡镇社区、企事业单位和窗口服务单位都要把为民服务工作搞好，要以百姓满意不满意为标准改进工作、改善服务，提高服务水平。要把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办得扎扎实实，办出实际效果来。2013年，为加强和人民群众的沟通联系，提高办事效率和为民服务水平，兰考县整合县长热线、行风热线、组工快线，在为民服务中心设立了焦裕禄民心热线，成为集电话、微博、短信、电子邮箱、来信来访“五位一体”的民意通道。在民心热线办公室，习近平仔细询问热线服务群众的情况，并翻看督办记录，查看群众反映问题的解决结果。他说，把各种渠道的群众反映综合起来受理和解决，是一个好做法，既要注重提高办事效率，又要建立长效机制。他叮嘱工作人员：“为民服务不能一阵风、虎头蛇尾，不能搞形式主义。”“人民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第二批教育实践活动强调“直接到群众中去听意见”“向群众学习，拜群众为师”。“请大家讲，我们是来听的。”兰考之行，习近平专门到东坝头乡张庄村，走进村民家看望，和干部群众座谈。这是一个有着特殊意义的村庄——东坝头是黄河九曲十八弯的最后一道弯，位于东坝头乡东部的张庄村曾经风沙肆虐，是当年兰考最大的风沙口。1963年，焦裕禄带领除“三害（风沙、内涝、盐碱）”工作队来到这里查风口、追风源，组织群众挖泥封沙，栽种刺槐……数十年过去，如今的张庄村已经摆脱了自然灾害的肆虐，户户都通了自来水，去年有210户实现了脱贫。看到总书记随和亲切，村民们踊跃发言。“我是焦裕禄精神的见证者。”75岁的雷中江老人是当年和焦裕禄一起治沙的老党员，他说，焦裕禄依靠群众总结出了治沙治涝的方法，育草封沙，造林固沙。为了兰考人民过上好日子，他献出了年轻的生命。焦书记虽然走了，但他在兰考人民心中永远还活着。“十八大以来中央作出八项规定，又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使老百姓顺了气，有了劲，看到了我们党的光荣传统。我提三点希望：一是希望教育实践活动一抓到底，不要一阵风；二是希望党的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像焦裕禄那样到群众中去；三是希望中央多想办法让农民的钱袋子进一步鼓起来。”老人的话质朴真挚，习近平边听边记。许家书、程远飞等5位基层干部群众接着发言，谈意见、提建议，畅所欲言，总书记不时插话交流。“跟大家面对面交流，能够了解人民群众的真实感受和实际要求，这个目的达到了。”总书记诚恳地说。村里的座谈会，只是总书记兰考之行听取群众意见的一个缩影——一天半的时间里，总书记还和兰考县基层服务型党组织建设培训班学员召开了座谈会，并出席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总书记多次结合自身经历，和基层干部群众诚恳谈心。这是总书记始终如一的关注——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一定要把“三农”的事情办好。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应该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千万不要让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掉了队，否则很难支撑全面小康社会这一片天。如果不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好，不把农业现代化搞上去，现代化事业就有缺失，全面小康就没有达标。这是总书记发人深省的发问——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同敌人作斗争，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的保护和支持，党执政了是不是能做到一刻也离不开老百姓？我们必须改进作风，只有这样才能牢牢秉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获得人民真心支持。这是总书记对基层干部的殷切关怀——乡村干部工作在第一线，很多同志兢兢业业、默默奉献，很辛苦。对大家付出的劳动和做出的业绩，党中央是充分肯定的。上级党组织要关心大家成长、支持大家工作、保障大家待遇，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这是总书记对兰考干部的郑重嘱托——兰考是焦裕禄战斗的地方，在秉承焦裕禄精神、弘扬党的作风方面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希望继续在学习弘扬焦裕禄精神中起好带头作用。……千百年来，黄河水始终奔腾不息，滚滚东流……考察期间，总书记还专门来到黄河最后一弯——位于东坝头乡的黄河岸边，伫立远眺……“党的基层组织是我们的战斗堡垒，要通过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把广大基层党组织建设得更加坚强有力，充分发扬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共产党领导13亿人民，实施正确的领导，我们就一定会实现中国梦，人民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开展教育实践活动，目的就是查摆和解决党员干部作风上存在的突出问题，进一步促使党员干部真正做到为民务实清廉，密切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使我们党能够带领人民群众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推向前进”……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到焦裕禄干部学院，从村委会的院子到兰考县委大院，从为民服务窗口到黄河岸边，总书记铿锵有力、掷地有声的话语，深深教育和感染着现场聆听的每一个人……这是党的最高领导人对全党的明确要求，更是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对全体人民的郑重宣示和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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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委员会关于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
实施方案》补充意见

市轨道办（公司）领导、各党支部、各部门：按照党中央和省、市委统一部署，我办(公司)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大体安排8个月时间，分为三个阶段：“学习教育、听取意见”阶段、“查摆问题、开展批评”阶段、“整改落实、建章立制”阶段，时间从2014年2月开始，到2014年9月基本完成。在第一阶段中，学习教育阶段从动员会开始，到3月底基本结束；征求意见从2月下旬开始，到3月底完成；从4月中旬开始，步入“查摆问题、开展批评”阶段。根据2月28日轨道办(公司)党委会精神，对轨道办(公司)开展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实施方案提出如下补充意见:一、进一步端正思想、提高认识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是全党乃至举国上下一项重大政治任务，对于完善党的领导，加强各级各部门作风建设，提振党风民风,推动各项建设事业健康发展,具有深远的意义。当前，我市轨道交通建设正处于“以推进主体建设为中心工作，同时落实后续建设条件，加强内部风险防范与监控”的“爬坡过坎”关键时期，急需通过整风肃纪提振精神、转变作风、改进管理、提高效率、凝心聚力、树标杆做表率。党的群众路线教育活动是一次难得的、无比宝贵的机遇，全系统一定要抓牢抓好，决不能把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当作工作负担，摆样子、走过场、搞应付，要把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作为解决现实问题的突破口。一要重点解决面子里子问题，既要保证进度更要保证质量，防止片面追求进度相对忽视安全质量的现象发生。二要解决干事和干成事能力不足的问题，在保障建设规范的基础上，尽可能减少对市民的影响，文明施工在全市树标杆、在全省表率；要提高在征地拆迁、工地围挡、交通疏解等工作中的与群众沟通的能力，做到和谐拆迁、和谐发展。三要解决作风不扎实、不深入、不细致，执行力不够、工作不主动、不接地气，重过程不重结果，办事拖拉、推诿扯皮、不敢担当、不敢负责，规章制度不规范、随意性强等问题，总体目标实现“规定动作不走样，自选动作有特色，春风化雨落实处，地铁建设新突破”。二、向社会公开承诺展望新的一年，随着石家庄地铁主体全面开工，广大市民对地铁的关注度越来越高，市轨道办（公司）的担子更重、压力更大。轨道办(公司)向社会郑重承诺：（一）政治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贯彻落实党中央、省市委重大决策。（二）认真组织教育实践活动，围绕主体工程推进这一工作中心，做到关口前移、责任前移，改革组织架构，完善管理流程，加强一线管理力量。（三）加强廉政建设，完善招投标等机制制度，强化内审，加强对财务、合约、验工计价等重点岗位的监督，加强内外部风险的防控。（四）尽量减少施工影响，尽早还路于民。（五）在确保安全质量前提下，加快推进工程建设，早日建成安全、舒适、绿色地铁。（六）热忱为参建单位服务，领导干部带头到工地调研和蹲点，现场发现和解决问题。（七）最大限度减少工地扬尘，配合好交通疏解。附件:市轨道办（公司）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学习教育、听取意见）环节时间安排表.doc 中共石家庄市轨道交通建设办公室委员会 2014年3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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